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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短评：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北京1月2日电题：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记者安英昭

　　19世纪，经历过纷飞战火的列夫·托尔斯泰写下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时移世易，人类对于幸福的向往仍是相似的，各国通向幸福的道路却各具特色。

　　作为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何以在短短几十年间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人权事业不断进步？五集大型电视政论片《新时代中国人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幸福密码”。

　　通过保障所有人的人权，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优先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等，中国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人权保障不断进步的背后，积淀着中华文明深处对人的关怀，回望5000多年文明史可知，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2006年，首届“中国人权展”在北京举办。中新社记者廖攀摄

　　先秦时期，道家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儒家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墨家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东汉佛教传入，逐渐演化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思想。及至唐宋，朱熹进一步提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成为千年来中国无数有识之士的毕生追求。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发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呼吁，这一堪称中国版“人权宣言”的文献，较卢梭《民约论》更早百年；1948年，在中国代表张彭春的建议下，《世界人权宣言》融入良心、仁爱、忠恕、包容等中华传统思想，这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由此成为凝结东西方文明智慧的经典。

　　近一百年前，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中国“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此后，如何战胜这“五大仇敌”成为贯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是检验中国人权发展的参考系。

　　如《新时代中国人权》片中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起“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取人权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促使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总结中国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的中国特色，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新形态。

资料图：广西少数民族联欢。俞靖摄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90年的0.501跃升至2018年的0.758，增长逾50%，标志着中国成为自1990年UNDP在全球首次测算HDI以来，唯一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

　　另一个生动案例是，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云南深山的独龙族还过着结绳记事、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生活，每逢大雪封山便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随着脱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6.68公里的特长隧道穿越高黎贡山，使天堑变通途，独龙族宣告整族脱贫。在中国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中，“一跃千年”的奇迹已从想象照进现实。

　　回看胡适当年的困惑，不难发现，今日之中国已找到那条正确的路。“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的人权事业将继续发展，也将为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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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茂腔推陈出新与时偕行******

　　茂腔是广泛流传于山东青岛、潍坊、日照等地的地方戏曲剧种，在200多年传承衍化中，形成了“四大京、八大记”等传统代表剧目，在城乡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几年，随着生产发展和生活变迁，一批茂腔新作不断涌现，拓展了剧种选题领域，展现了新时代新风貌。同时，如何处理好舞台表演与展现现代生活的关系、处理好本剧种特色与其他表演形式之间的关系，成为茂腔新剧目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所面临的一道思考题。

　　《山东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概述茂腔时提出：“丰富、质朴、精湛的艺术特色，是茂腔深受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作为起源于民间的剧种形态，茂腔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其语言艺术、声腔音乐还是表演风格都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它还被称为“胶东之花”，在许多剧目中包蕴着胶东一带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风土人情。像传统茂腔《梁山伯与祝英台·下山》中所唱：“走一洼，又一洼，洼洼长得好庄稼，长得高的是胡秫，长得矮的是芝麻，不高不矮是棉花，棉花地里带西瓜……”语言不仅富有生活气息，还展现了北方农村生动的生活景象，与其他剧种同名剧目在风格上具有一定差异。

　　时代在变，审美、观念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茂腔进入城市剧场后无疑需要吸收崭新创作元素与舞台手段，但如何从容展现全新的时代和人物形象，又不丢失剧种自身魅力？首先，要从传统基因中发掘鲜活元素，正确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

　　比如，新编茂腔《秧歌乡的故事》围绕“老冯头”、李香兰等三对老人的“黄昏恋”及养老问题这一主线，贯穿胶东国际机场建设、旧房拆迁等事件，既保留了茂腔质朴通俗的风格样貌，又融入胶州大秧歌这一本土艺术符号，将两种艺术形态巧妙融合，就很好地实现了立足传统、开掘出新。值得一提的是，秧歌表演在剧中不仅作为老年人情感的媒介、剧情发展的线索、地域形象的表征，其载歌载舞的特色还与戏曲舞台的“歌舞演故事”高度契合，从而成为舞台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秧歌既扭出了欢声笑语，营造了情境、烘托了氛围，还作为贯穿全剧的一条副线，与主线交织丰富了全剧的歌化、舞化叙事，呈现出茂腔表演艺术新亮点。正因为抓住了创作规律、找准了切入点，该剧在大量吸收民间音乐、舞蹈元素的同时，展现出熟悉的陌生感、浓烈的地域感和鲜明的时代感，获得了广大受众的高度认可。

　　其次，戏曲作为场上艺术，无论传统戏还是现代戏，最终都要落在演人物、演故事上，但其方式又区别于案头文学、影视艺术及话剧、歌剧等，在总体呈现上讲求程式性、虚拟性、综合性。因此，其新剧目创作还应在表演的程式化与生活化之间找准尺度。

　　像茂腔等一些地方戏剧种本身起源于乡土，且传统戏中展现婚姻生活、家长里短的剧目占较大比重，它们不像京、昆等大剧种那样有严谨的规矩范式，反而在表现日常生活、传递人物情感方面有相对丰富的表达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舍弃程式，而是要通过程式动作与生活动作的圆融，更好地实现舞台空间的虚实相生之美。仍以《秧歌乡的故事》为例，在“老冯头”过生日一场戏中，他的儿女送上了二胡、鸟笼子等生日礼物，却各有各的盘算，尤其是儿媳妇巧真怕拆迁补偿款被打折扣，极力反对“老冯头”和李香兰的恋情，导致一场家庭聚会不欢而散。舞台上以几组可移动的桌子代表酒店包间，空间布局十分简约，众人向“老冯头”献上礼物的动作也被处理得自然流畅，结合了台步、云手等程式表演，既有舞台美感，又有生活气息。这些新场景的展现都是对生活动作加以提炼而完成的，亦达到了戏曲舞台动静相宜的效果。

　　另外，新剧目尤其是现实题材剧目，因为记录历史进程、讲述时代故事，所展现的内容都是当下的、新鲜的，观众也就不可能像欣赏传统老戏那样对剧情滚瓜烂熟，只管“闭着眼睛听戏”。比如，茂腔现代戏《党费》展现了女共产党员黄新带领战友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英勇献身的故事；《失却的银婚》揭示了一位曾受百姓爱戴的干部在利益诱惑下跌入贪腐深渊、受到党纪国法严惩的历程……这些新剧目取材的角度较之传统戏更宏大、更丰富，在二度呈现中更需及时扩容舞台理念、技巧及手段。

　　从此种意义来说，新剧目创作还需要创作者从本剧种规律出发，走进人物内心世界、体验其所经历的喜怒哀乐，灵活调用语言、唱腔、身段、步法等为剧情服务、为塑造人物服务，同时，广泛向其他剧种及表演样式学习，吸收并内化为对本剧种、本剧目有帮助的新方法、新手段，才能更好地呈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孙丛丛）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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